n2011-4-17,广州大众搬屋

　　我是2004年的秋天来到广州的。那时我已经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当了几个月老师。收入和生活条件在当时来说也还是很不错的，可年轻的我总是不断地向往着外面的世界。当这种向往终于无法抑制的时候，我决定辞职，像我的许多同龄人那样，踏上一条新鲜、刺激又充满无数未知和可能的漂泊之路。我先去了临近的上海，但上海有一种我很难消受的脂粉气。于是下郑州。可郑州曾经当街活食猴脑的残忍让我不愿多呆。然后就是深圳。一个经济活跃的现代都市，但“文化沙漠”的名声让我退避三舍——我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，最后落在北京。

　　2004年春天的一天，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北京站，看着车站塔楼上那座不可一世的大钟，我真想大喊一声：“北京，我来了！”可我终于没有喊出来，因为那一刻我突然就有了一种惴惴的感觉，一种对不可知命运的畏惧。我不知道，自己是不是能如愿以偿地在偌大的北京城，广州大众搬屋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一个可以包容下自己的理想、激情和万丈雄心的事业的空间。 通过中介我在小庄附近租了一间一居室的老房子，房租每月900元，付三押一。买了一台组装的笔记本电脑和几件简单的家具，数数口袋里的银子，也就只剩2000多块钱了。我知道得赶紧找工作。不然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得饿肚子了。 我在《北京晚报》的夹缝里仔细搜索各种招工信息，然后按照地址，一家家地上门应聘。来北京前，我曾经是信心满满的。很多只有中学文凭的人都能在北京混得有模有样，那我肯定没问题。但走了十多家单位后，我才陡然发现，我的那张大学文凭竟毫无竞争力。人家看重的是你的工作经历，你是不是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出身，是否能设计会编程，或者你是否在财会、物流管理等领域有特别的专长。而哲学或政治，实在已经沦为极度边缘化，甚至完全可以被忽略的专业。彼时彼地，我也只有仰天长叹，恨不当初了。

　　半个月后，一家策划公司留下了我。谈好的条件是前两个月属于试用期，月工资1000元，虽然只相当于房租，但想到试用期满后工资就会翻倍，我还是心情不错地开始上班公司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，只有十多平米的一间办公室，除了老总，加上我，只有两个员工。上班的第一天，老总就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为即将举办的大兴西瓜节写策划案。因为是第一个工作，我特别卖力。点灯熬油地干了三天，我把策划案交给老总。老总草草看了一眼，未置可否，却又命我马上为一家家电行的销售周活动写一个策划案。策划案弄出来后，我以为可以消停一下了，谁知老总又给了我一